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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在司法全面公开的形势下，法院应尽快废除副卷制度
法院副卷的存在由来已久，它可以说是中国司法生态的一个缩影。副卷中往往保存着一些隐秘的、关键的、足以干扰审判人员并影响案件结果的信息，却因所谓“不宜公开，需要保密”的理由而不许当事人查阅，它当然地引发了公众对“审判内幕”的揣测及对司法公正性的质疑。我国人民法院的诉讼案卷长期采用正卷与副卷分立的做法。正卷中归入的是审判过程中形成的一部分诉讼材料，这些文件可以由当事人、代理律师或辩护人查阅、复制、摘抄。副卷中归入的主要是法院 、合议庭讨论评议记录、案件内部请示、批示等内部来往公文及诉讼材料，这些材料只限法院内部使用，定性为审判工作当中的“秘密”，审判人员不得向外界泄露。
一直以来，“不得查阅、不得公开”副卷是各级人民法院长期执行的一项重要纪律和工作原则。2009年最高法出台的《关于违反“五个严禁”规定的处理办法》第六条规定：“‘五个严禁’规定所称‘泄露审判工作秘密’，是指违反规定泄露合议庭或者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具体情况及其他审判、执行工作秘密的行为。”也就是说，如将副卷中的“合议庭、审委会或者其他部门对案件处理的意见”公开，便属于违反保守审判秘密的行为。
我国人民法院的诉讼案卷长期采用正卷与副卷分立的做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在1991年颁行《人民法院诉讼文书立卷归档办法》的规定，正卷主要包括“起诉书（自诉状）”“开庭审判笔录（公诉词、辩护词、证人证词、被告人陈述词）”“判决书、裁定书、宣判笔录”等诉讼材料，这些文件可以由当事人、代理律师或辩护人查阅、复制、摘抄；副卷主要包括“法院审判委员会”“合议庭讨论评议记录”“案件内部请示批示等内部公文来往”等内容，属于审判工作当中的秘密，只能供内部使用。近年来随着一些案件副卷记载内容的披露，副卷制度越来越为人诟病。
2005年，有媒体报道一个罹患绝症的法院院长，将案件副卷交给了被判五年有期徒刑的被告人周澄，于是一个“原本公诉人、合议庭、主审法院院长都持无罪意见却因行政领导干预而判有罪”的案件得以浮出水面。2010年重庆市上演“史上最牛公函”事件，律师查阅案卷时偶然发现政府措辞严厉致函法院：“如果一审法院不采信我们的意见，而一意孤行……硬要依据上述错误鉴定结论作出判决……将会造成原告缠诉或者上访……这也是一二审法院都不希望发生的后果!”
在这些案件的影响下，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副卷制度是否合理、副卷制度是否为司法“暗箱操作”提供了制度的空间，尤其在强调司法公开的今天，重新审视司法公开与保守审判秘密的界限更是尤为必要。英美法系国家向来重视少数意见，英国普通法院的判决要列明每一位参与审判法官的意见，即采用“逐一意见”做法。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为代表的“多数意见”“少数意见”以及“协同意见”并存的做法是司法透明的典型例证。君子和而不同，其实单就个人习惯，拿到一个判决我反倒更关心异议意见写了些什么。事事铁板一块既不可能也不必要。
在大陆法系，惯例上，判决作出过程中的各种意见是保密的，但近几十年，各个国家或地区也有所松动。如德国在1970年改革后，传统严格的秘密评议制度得以打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开始允许公开判决中的反对意见；日本在二战结束前，各级法院所有审议活动都是秘密进行的，1947年制定的法院法第11条规定，最高法院“各法官必须在裁判书上表示自己的意见”；我国台湾地区也有规定：“评议时各法官之意见应记载于评议簿，并应于该案裁判确定前严守秘密。案件之当事人、诉讼代理人、辩护人或曾为辅助人，得于裁判确定后申请阅览评议意见。”
显然，各个国家或地区在处理司法公开与保守审判秘密界限的问题上，都在向着“重视少数意见公开，并力图把公开评议过程对法官公正审判的影响降到最小”的方向发展。我国的副卷制度在处理司法公开与保守审判秘密的问题上，一直被人诟病“保密有余、公开不足”。一方面，现行的副卷制度违背了证据裁判原则的要求。“凡是有可能对法官认定案件事实、做出判决结果产生影响的诉讼材料，都应当以证据材料的形式公开在法庭上出示，接受法庭调查。”但由于副卷的严格保密，其中能够影响裁判结果的材料并不为人所知，这种以“内部文件”之形，行“影响裁判结果的证据材料”之实，实际上违反了证据裁判原则。另一方面，现行的副卷制度为司法干预提供了操作空间。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而严格保密的副卷制度，为审判活动提供了权力干预的空间。显然，这些问题是我国副卷制度改革应当着力解决的重点，应废除副卷制度。
在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改革、废除现有副卷制度，处理好司法公开与保守审判秘密的关系，真正落实“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副卷存放的请示批复、合议庭评议笔录、审判委员会讨论笔录等内容的封闭性，是副卷制度为人诟病的关键。因此，改革、废除副卷制度，就要首先从规范请示制度、合议庭制度、审委会制度入手。通过规范案件请示程序，限制案件请示制度的适用范围；加强裁判文书说理，引导副卷中案件审理报告的分析说理部分进入裁判文书之中；严格规范审委会职能，建立专业法官会议为代表的审委会案件过滤机制等措施，扫除副卷不公开内容带来的“暗箱操作”、司法干预空间。
另一方面，细化“审判秘密”的范围，明确不公开材料的范围，对司法公开进行明确规范，不属于保密法意义上的“秘密”，当然应该对当事人及其律师公开。“真正的司法权威并不能依靠将法官个体严实地包裹于机构的神秘面纱之下而得以建立，而是应当建立在司法过程的公开、透明以及司法结果的充分说理之上。”当前，改革、废除副卷制度，用司法公开倒逼法官提高审判质量，促进“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落实，是新一轮司法制度改革的应有之义。
法院副卷存在的问题首先是不符合司法公开和审判公开的发展趋势。法院副卷的神秘化与司法公开及审判公开的发展趋势，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副卷主要保存“不宜公开、需要保密的材料”，但由于何为“不宜公开的内容”并没有清晰的标准，使得哪些诉讼材料属于应当公开的范围具有了一定的不确定性，甚至有可能成为选择性公开。合议庭意见、审委会意见、上级法院的指示、法院内部的请示审批、有关单位的意见等与案件裁判密切相关的重要内容，均可以“不宜公开”为由拒绝查阅，这无疑会降低甚至虚置庭审公开、裁判文书公开的实际效果和意义。副卷当中的大部分材料，例如“合议庭评议案件笔录、审判庭研究、汇报案件记录、审判委员会讨论记录、审判监督表或发回重审意见书”等，都是在审判和执行过程中形成，内容涉及案件事实的判断以及证据材料的认定，属于审判和执行过程中相应环节的真实记录和反映，是完整展示审判流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正是审判应当公开的核心内容。 司法公开是十八大以来司法改革的主题之一，深化司法公开的改革，必然要推动法院副卷制度的改革。首先，废止法院副卷中保存违背现行法律、法规的诉讼材料的做法。这主要涉及“案件的内部请示及批复；承办人与有关部门内部交换意见的材料或笔录；上级法院及有关单位领导人对案件的批示”等材料。继续保存这类材料造成了法律体系的内在冲突与自我矛盾，使审判人员陷入法律适用的困惑，违反审判权独立运行的司法规律以及中央颁布的严禁干预司法的相关规定。是“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表现，不符合司法亲历性的要求，也违背了司法规律。司法公开本身不是目的，目的在于促进司法公正。只有公开才能让裁判者敬畏手中的裁判权力，才能让裁判者感受到审判工作的严肃性。在司法全面公开的形势下，副卷“不宜对外公开”的说法就显得有点别扭了。
司法材料公开有两个层面，一是只面对特定的当事人；二是可以面对不特定的公众。副卷的不宜对外公开的“外”，到底是将当事人当做外人，还是将公众当做外人？有时候为了保护当事人隐私或是出于国家安全等原因，特定案件可以不对公众公开。但是有些案件信息为什么连案件当事人都要保密呢？司法判决的本质是通过事实的认定和法律的说理，说服当事人接受特定的判决结果。决定判决结果的最核心因素往往也是最隐秘的因素，若连当事人都不得而知，这样的判决恐怕难以说服当事人，这样的判决也就失去了正义判决的基本程序品质。
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终身负责，这是司法责任制改革的一个核心原则。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判决书上会载明不同法官对同一个案件的不同看法，最终以多数票决定裁决结果。这些做法并没有伤害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司法权威，他们的判决结果依然有很高的权威性和公信力。这说明，司法判决的权威并不在于唯一的正确性，而在于说理性和公开性。而司法审判中裁判者的言论就应该接受这样的检验。因此，只要是影响甚至决定案件结论的声音都应该记录在案，并且至少向当事人公开。当事人不仅有必要，而且有权利得知决定判决的全部因素。当前的司法改革背景下，不论从哪方面考虑，法院副卷都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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