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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美国总统选举制度问题重重，民意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通向民主的道路不只一条，实现民主的方式丰富而多样。在美国的民主制度下，政治人物是利益集团的代理人，而不是代表大多数选民的利益和国家整体利益。为了选举，他们可以随意许诺，当选后却很少能兑现承诺。他们表面上受选民的监督，但只要当选，选民就拿他们没有办法，只能等下一次选举。 这种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只有在竞选时聆听天花乱坠的口号、竞选后就毫无发言权，只有在拉票时受宠、选举后就被冷落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中国人民不喜欢更不需要这样的民主。 中国的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履行职责过程中必须接受党和人民全过程、全方位、全领域的监督，确保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于为人民谋利益。不管官多大、地位多高，一旦发现有违纪违法行为必将受到党纪国法的严肃惩处，任何人都不能例外。 我们的人民代表来自人民、代表人民、服务人民，由人民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他们始终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经常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和诉求，积极推动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随时随地接受人民和各方面的监督，他们是真正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的人民代表。 对不能依法履职、发生违法违纪行为的人大代表，选民或者选举单位可以依法取消代表资格或者进行罢免，不需要等到换届选举。这样的民主，比美国的民主更广泛、更真实、更管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在中国连续13年进行调研，结果显示，中国人民对党领导下的中国政府满意度高达93%，中国的民主制度和美国的民主制度孰优孰劣，公道自在人心”。 在中国，宪法和选举法都规定全国人大代表和地方各级人大代表都要受选民和原选举单位的监督，选民或原选举单位都有权罢免自己选出的代表。选举法还明确规定了罢免程序，赋予原选区的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的人大代表联名提出罢免的权利。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有完备的制度、有具体的实践，能够保证选民或者选举单位有效地监督他们选出的代表，切实防止像美国这样选举时漫天许诺、选举以后无人过问的现象。 有一定管理经验的人都知道，再好的制度，也需要人去遵守、去执行。如果人的本性是坏的，或者人的能力不够，再好的制度，都不能保证一个人“不作恶”，都不能避免一个人“无所作为”。在体制内，有人可以“认认真真走过场，踏踏实实搞形式”，这就是官僚主义。在体制外，有人可以搞“唯流程论”，在完全合乎流程的情况下，就是不对事情的本质负责，这就是“大公司病”。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觉得，只要有了好的制度，事情就会自然好起来，这是一种错觉。没有好的制度，光靠个人高尚的道德追求和卓越的个人能力，肯定不靠谱。但是，光有制度，制度中的人不能实事求是，不能对事情的本质负责，不具备较高的个人能力，事情照样干不好。美式民主虽然看起来有比较完善的制度，但是，像特朗普这样的政客，依然可以把它玩残。甚至，美国政客、各种利益集团和媒体等完全可以相互勾结，以合法的形式搞制度性腐败，把美国的制度玩残。 美国的大选向来是全球政治舞台上一场备受瞩目的“大秀”。每隔四年，美国用其特有的“民主选举”向世界展示所谓的“自由意志”和“民主体制”的力量。然而，这个自诩为“自由灯塔”的国家在选举中上演的荒诞戏码，只会让世人看到其民主假象下的阴暗面，特别是在2024年，围绕着特朗普和哈里斯的对决更加让人瞠目结舌。 据外媒报道，民主党已经预料到特朗普可能在11月5日选举日当天，在所有票数尚未完全清点的情况下，提前宣布自己获胜，甚至再一次无视民主规则和程序。对此，哈里斯的竞选团队和民主党官员已经摩拳擦掌，准备进行一场针锋相对的舆论反击。民主党宣称，他们将动用庞大的社交媒体资源和电视广播渠道，要求选民保持冷静，耐心等待最终结果。所谓的“耐心等候”背后，是否又是一场权力斗争的暗流涌动？ 特朗普提前宣布胜选的意图并非新鲜事。早在2020年，他便尝试在选举尚未尘埃落定时宣布胜利，结果引发了一场持续数周的风波。如今，在2024年，美国大选的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特朗普表态希望在选举日当天便宣布自己获胜，这显然是对民主制度的又一次挑战，也是一场典型的“表演”。然而，我们不禁要问，民主党和哈里斯的竞选团队的反应又如何？在他们反击的背后，是捍卫所谓的“民主原则”还是试图垄断话语权，以达到最终的政治目的？ 从表面上看，民主党此举似乎是在“捍卫”美国的民主制度，强调“选举结果必须在所有票数统计完毕后才能公布”。然而，美国的“民主”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是被美化的自由，还是由精英阶层操控的虚伪？民主党在媒体、社交平台上展开铺天盖地的反击，似乎是在维护正义，但实际上，他们也在用一套复杂的话术与策略操控民意。换句话说，这根本不是一场选举，而是一场话语权的争夺战。 美国的大选制度其实早已问题重重，所谓的“民意”往往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在这个国家，真正掌握选举权的是那些金字塔尖上的精英阶层，而普通选民不过是一个个投票的数字。特朗普与哈里斯的较量，不仅仅是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对抗，更是美国内部权力结构的角力。这一角力，不会因为一场选举的结束而停止。相反，这些两党政治斗争不断撕裂美国社会，让普通民众的生活更加动荡不安。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媒体在整个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正如报道中所提到的，“美国总统选举的获胜者通常由主流媒体通过分析投票数据来宣布”。也就是说，媒体拥有决定选举“合法性”的权力。然而，作为资本利益和政治势力的代言人，美国媒体早已在党派斗争中选择站队。无论是CNN还是福克斯新闻，甚至是社交媒体平台，在不同阵营之间的对峙下早已失去了公正性，成为特定利益集团的“传声筒”。 对于世界其他国家而言，美国的大选不过是一场自编自导的荒诞剧。特朗普也好，哈里斯也罢，谁能入主白宫并不代表“民意的胜利”，而是利益集团对“民主”的一次次利用和操控。美国大选更像是一个为内部和外部制造“民主假象”的工具，通过这套制度，维持所谓的“自由世界”领袖的表面形象。但事实上，无论是谁当选，背后操控的大资本、跨国财团和利益集团才是真正的获胜者。 与此同时，美国的这种“民主假象”也影响着其他国家的政治生态，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干涉别国内政，强行输出他们所谓的“民主价值观”。但讽刺的是，美国内部的选举操作早已暴露出他们的“民主缺陷”，这些操作方式不仅仅是对其本国选民的愚弄，更是对全世界的“忽悠”。在国际社会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太多因美国的干涉而引发的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美国自诩为“民主领袖”，但他们自己内部的种种操作却在不断瓦解他们的公信力。 值得注意的是，当下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全球政治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调整，美国的大选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看清美国“民主输出”背后的真实意图，选择更具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外交政策。而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始终坚持和平发展路线，不干涉他国内政，奉行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这才是符合世界多数国家利益的正确方向。 在此背景下，美国选举中的闹剧对中国而言更是一种反面教材，是对公知无原则崇尚美国民主制度的当头一棒。如何真正实现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长远发展，显然是世界各国探索民主道路真正内涵的一个话题。美国的“大选荒诞剧”不断上演，反倒让世界看到另一种不负责任的制度表现。特朗普和哈里斯的争斗，不过是权力欲望的反映，他们口中的“民意”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符号。 美国的所谓“民主”表面看是人民的选择，实际是资本的操控。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暴露出其内部权力斗争的丑陋一面。无论是谁最终当选，美国的大选终将不过是一场政治秀，为了掩盖其内部问题而自欺欺人的舞台剧。 另外，多党制并不是有效防治官员腐败的政治制度，实行多党制的韩国，连续四个总统贪污受贿。第七任金泳三受贿被判2年。第八任金大中长子因收贿被捕。第九任卢武铉家人受贿跳崖身亡。第十任李明博受贿被判17年。第十一任朴槿惠。受贿获刑30年。 中国台湾地区总统陈水扁的儿子陈致中主动认罪的消息让法院给予了他轻判，而作为主犯的陈水扁、吴淑珍夫妇也受此事影响。在经过三审定案之后，陈水扁和吴淑珍都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陈水扁家族贪污案最后确认其所有贪污金额为6亿181万元。 新竹市长高虹安被控2020年担任民众党不分区民代时，虚报助理酬金、加班费诈领46万元，近日被判7年零4个月。桃园市长郑文灿，于2024年7月5日突遭桃园地检署带走，经过连夜侦讯，检方认定其涉贪羁押禁见。民众党主席、台北市前市长柯文哲涉京华城弊案被台北市地方法院裁定羁押禁见两个月后，台北市地方检察部门又申请延押两个月获准。 较长时期以来，一些西方政要、学界、舆论界一再鼓吹多党制（包括两党制）能够较好解决腐败问题，攻击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制度不仅会形成权力专制，而且容易导致各种腐败。一些西方势力还把持着政党理论的舆论高地，向众多发展中国家进行多党民主的价值观渗透，直至逼迫它们推行多党制。 有人在社会上、在互联网上散布一种观点:“中国腐败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共产党一党执政”,“只有实行多党制才可能达到廉洁”。事实真是这样吗?我们通过认真研究认为,不管是一党制、两党制还是多党制,其与腐败的发生率及治理效果的关联度不能妄下结论。断定某种政党制度必然导致腐败高发,与断定某种政党制度一定带来廉洁政治一样,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缺乏理论支持。 其实,多党制并没有杜绝腐败,很多时候还导致了腐败泛滥。西方多党(含两党)制建立后,腐败现象一直如影随形,并没有因为政党政治这一“重要的政治发明”和“现代政治制度的杰作”而销声匿迹,政党腐败丑闻在各个多党制国家一直是此起彼伏,甚至有过臭不可闻的时期。 18世纪的英国,各级议会议席甚至标价竞卖,候选人贿买选民、操纵选举比比皆是。而此时,正是辉格党和托利党在政坛上异常活跃时期。19世纪中后期的美国,格兰特任总统时,任人唯亲、反贪不力,使得本应当成为联邦政府道德楷模和典范的总统内阁贪污腐败成风,连副总统都被爆出受贿丑闻,制造了美国历史上声名狼藉的“腐败内阁”。 这个时期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都陷在这个腐败泥潭里不能自拔,真是“乌鸦别说猪黑”。20世纪尤其是二战后,一些国家开始在制度、道德等层面建立约束政党特别是执政党运用公权的权力制衡和监督机制,但仍然没有解决多党制条件下的腐败问题,腐败这一顽症至今仍在绝大多数西方国家不同程度存在。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间,数十个发展中国家主动或被动地实行了多党制后,腐败现象不仅没有得到解决,有些国家甚至较之前更加严重。“透明国际”公布的数据表明,2012年世界上最腐败的十个国家与地区中,9个是实行多党制的国家。这更以事实击穿了关于实行多党制能够解决腐败问题的臆断。 多党轮流执政照样腐败,一党长期执政也可达到清廉,腐败与否并不取决于政党的多少。不管是多党还是一党,对腐败都没有天然的免疫力。一些实行多党制的国家,政党之间对立严重,政党轮流上台、轮流腐败的现象并不少见；而一党长期执政的国家,只要措施得力,照样能保持清廉。 众所周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自1959年以来连续在新加坡执掌政权,始终保持活力和廉洁,在领导新加坡实现经济腾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同时,成功地治理了被称为“东南亚之癌”的贪污腐败,在廉洁程度方面被世界经济论坛等国际权威调研机构连年评为亚洲第一、世界前茅。 显而易见,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政党数量的多寡,而在于治理腐败的决心和举措。现在,一些国家的腐败程度之所以比较轻,究其原因,并不是靠多党制,而主要是靠政治制度中遏制腐败的机制,即通过行政体制中对权力的分解、制约与监督,或者说通过政权与行政体系的内控机制建立健全而逐步控制和解决腐败问题。 要知道,他们搞了两、三个世纪才取得这样的成绩单。把政党数量与清廉度简单画等号的看法,主要是混同了民主制度与政党制度,或者说把政党与廉政的关系混同于民主与廉政的关系。如果政党沦为自身利益集团的政治代言,即使再多的政党也于事无补,政党轮替也不会带来真正的廉洁政治。现在许多实行多党制的发展中国家政局混乱、深陷腐败,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例子。 中国应当坚持党的全面统一领导,并尽快恢复中央委员会主席职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是中共在1945年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到1982年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时，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职务的正式称呼，简称中共中央主席。1945年6月19日，中共中央举行第七届一中全会，原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丶中央书记处主席毛泽东，在会上被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了国民党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为了抵御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和打破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尽快增强国防实力，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毛泽东主席毅然作出研制“两弹一星”，重点突破国防尖端技术的战略决策，并确定“两弹一星”的研制，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 “两弹一星”是中国科技史上的一个奇迹，那个时代的中国，一穷二白。没有任何的科研成果，国防尖端科技方面一片空白。然而，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个时代的科学家们完全靠自己摸索，在世界国防尖端科技领域打下了自己的一片天。其中之艰难，道路之曲折坎坷，难以令人想象。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永远为后人所敬仰学习。 1970年7月至1973年10月，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铁道兵指战员和铁路工程建设人员在人迹罕至的崇山峻岭克服重重困难，相继建成成昆铁路、湘黔铁路、襄渝铁路，改变了西南地区长期交通梗阻的闭塞落后状况。此外，在建和建成的大型企业还有贵州六盘水、四川宝鼎山等大型煤矿，甘肃刘家峡，湖北丹江口、葛洲坝等大中型水电站，等等。在金沙江边，建设者“三块石头支口锅，帐篷搭在山窝窝”，依靠人力搬运成千上万吨的大型机械，终于建起“象牙微雕”式的现代化大型企业——四川攀枝花钢铁基地。1968年建成的南京长江大桥，是当时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最大的铁路、公路两用桥。经过改造的宝成铁路成为我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1974年，我国建成大庆至秦皇岛的第一条长距离输油管道。 国防科技业绩显著，民用科技也有突破。1966年10月，我国第一次成功进行了发射导弹核武器的试验。1967年6月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70年4月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我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人造地球卫星于1975年11月发射成功。在生物技术方面，1972年，中国中医研究院成功提取出一种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1973年，我国在世界上首次培育成功强优势的籼型杂交水稻。 科技战线上的这些重大成就，尤其是国防尖端技术方面取得的成就，不仅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防战略防御能力，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1982年9月1日，中共中央举行第十二届全国代表大会 ，大会决定不再设立中央委员会主席，改设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规定中共中央总书记职能为负责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实行集体领导。“集体领导，个人分工负责”或“党委领导，政府负责”。这一体制存在很大弊端。导致九龙治水，造成各自为政。每个常委各管一摊，缺乏大局观念，以自己的部门为重。没有统筹权力。 俗话说，政通则人和，政通则国兴。政令不畅，小的说影响领导者的决策，大的说影响整个国家建设和进步，政令不畅可谓贻害无穷。严格的纪律，是我们党战胜强大的敌人，夺取全国胜利的重要历史经验之一。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一切行动听党中央的指挥”。全党逐渐形成了“党中央有令则行，动如猛虎；党中央有禁则止，稳如泰山”的优良传统作风，形成了无坚不摧、战无不胜的强大战斗力。 实践证明，即使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正确了，也要政令畅通才能把党中央的精神转化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目前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政令不畅，民间曾有这样流传的谚语：“中央政策大晴天,下到地区起点云，传到县里变成雨，落到镇里淹死人”；“队骗村，村骗乡，一直骗到党中央；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一层一层往下念，念完文件进饭店，文件根本不兑现。这种现象严重影响整个国家的运转与管理。轻则民怨沸腾， 重则倾覆政权。 因此，党一定要下决心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在加强党中央的权威的同时，要公开政策鼓励人民群众积极监督，才能确保政令畅通。对那些不执行中央的政策、不作为、乱作为的官员，要依照党纪国法，严惩不贷。现在中国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政令不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不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使中央的决策得不到实行，解决不了这个根本问题，中央的方针政策再好也是没用的。 我认为：解决中央政令不畅问题，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加强党中央的权威，让党的主席集权，防止群龙无首各行其是。中国之大，必须要有一个大权独揽的国家领导人，中国的领导人要集权才有权威，有了权威才能令出中南海。从原始部落社会的“首领”、封建时代的“国王”、帝国时代的“皇帝”到近代国家的“总理”或“首相”（内阁制）和“总统”（总统制），都是国家和社会的权力“核心”。从柏拉图的“哲学王”、孔孟的“贤能”、近代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到现代的各种政治领袖（内阁制和总统制）理论，都是围绕着如何产生政治权力的核心问题。近代以来，除了无政府主义外，很少否认权力核心的重要性。 中国应该坚持并加强党对国家的绝对全面统一领导，实行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就是由党领导各地人民选官立法，严格依法治国。党主民主，首先党中要有主，中共中央应该设立主席职务。也就是中央集权，地方分权，地方分权会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不会出现藩镇割据，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党的政权会更加稳固，这是与我们的国情是相适应的。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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