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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不给贪官一次出路，国家不可能有出路
官僚腐败，无论在何种形式下，都是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大威胁。它不仅会侵蚀国家资源，损害国家利益，还会严重损害社会公平正义，让百姓的创业和生活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官僚腐败是国家最可怕的问题之一，亟需解决。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一个事实：贪官并非天生就具备，贪污腐败的行为倾向，而是受到外界环境和内在心理等多种因素影响下形成的。他们往往出于个人利益或者满足权力欲望而选择走上贪污腐败之路。 官僚腐败，不仅仅是个人道德问题，也是体制问题。只有通过改革政治体制，加强监督和惩罚，以及提高社会的道德意识，才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确保清官的清廉之路能够持续下去。 反腐败和制度改革对某些人是意味着利益的巨大损失甚至生和死的选择，操作起来绝非轻松易举之事。因为制度改革会涉及诸多敏感议题与领域，但最大阻力是政府中的贪官污吏。中外革命历史表明，共活双赢，促进社会进步的革命才能成功！ 目前；反腐败有两难的选择：不对过去的腐败有个了断，反腐就不可能成功，如果措施过于强硬，轻则政府官员消极怠工，使政府出于瘫痪半瘫痪状态，重则导致政府官员造反；了断过去，民众可能不答应。 但是，如果走不出反腐败的两难选择，我国将持久的被锁定在“腐败陷阱”中不能自拔；国家不可能有光明的未来！为什么要赦免以前的贪官污吏，只要党中央应给人民说明道理，我相信会得到人民的支持的。 1993年韩国“总统”金泳三以身作则，在腐败积重难返的韩国闪电推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反腐风暴中，数千名官员受到惩处，包括国会议员、法院院长、部门长官、空军和海军总长等高官显要，一度造成政局恐慌。中国如果经历这样的反腐力度，政治和社会能不能继续保持稳定的局面，是个很现实的问题。 香港廉政公署成立之初，严惩警察腐败，三年间两百多名警员入狱，最终导致1977年香港警员上街冲击廉署。在此压力下，港督当夜颁布特赦令，要求廉署对1977年10月1日前的贪污行为停止追究。港督为了让廉署这个重要机构生存下去，做出的一次艰难但正确的让步。 为减少制度改革的阻力，我十几年来多次提出给贪官一次出路。然而，这种理性的呼吁，遭到一些基于公平正义的义愤填膺者的反对。显然，在那些反对的人士眼里，要制度改革就要清算或打倒贪官，制度改革前提就是清算和打倒贪官。 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华传统思维——你死我活、成王败寇！中国几千年走不出改朝换代的暴力循环而没有真正社会革命的陷阱，就是因为你死我活、成王败寇的传统思维作怪。中国的革命也就成为改朝换代，而不是制度变革、社会进步！因此，成王败寇，你死我活的思维，是社会进步的敌人。 我认为：为了党和国家的未来，应当给贪官一次出路。民间顺口溜：十个官员九个贪，一个不贪难升迁！现在贪官肯定比清官多，让贪官自己反贪，是不可能办到的事，也是违背人性的。我们都痛恨官员贪腐，但不是简单的打打杀杀。 给贪官一次出路，并不是纵容和放任，而是要更快、更好地抓反腐。不然阻力太大，官员为自保，互相包庇，不是鱼死，就是网破。鱼太多、太大，网破的可能更大。当然，给贪官一次出路，并不是无条件的，首先将赃款全数退出，并参考在反贪的过程中有无立功表现。对那些心存幻想，蒙混过关，继续贪赃枉法的干部，决不手软，从严打击！ 如果人民不放过一次贪官污吏，那么后果很严重，就这么对峙下去，腐败一代接一代，人民最受伤，其后果就是经济趋向崩溃，最后受伤的还是老百姓，重新积累资本，还有消耗多少资源，多少环境的代价。如果人民原谅了一次贪官污吏，那么资本留在国内，或者流出的资本重新流入国内。 无论怎样，他们的后人都会生活得很自在，这是现实，有钱哪里不能过好生活。这些大量的资本将被转移到它国，就肥了敌国，当然他们情感上也不愿意流落他乡，愿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他们不愿意坐牢，就是他们坐牢，也只能增加人民的负担，更何况谁会傻到坐以待毙。 我和大家一样恨贪官污吏，但不能意气用事，应当考虑到最有利于百姓着想，他们坐牢与不坐牢，我们人民又能得到什么，如果这些资本都留在国内，自然有利于人民，所以，人民原谅一次贪官污吏更有利于人民，不过要有个条件，他们必须退回非法所得，希望大家理性思考这个问题。 只有放过一次以前的贪官污吏，才能惩治以后的贪官污吏，在法律上实行赦免制度：对之前的贪官污吏在规定时期内退还不法收入的，不论干部职级，不论问题大小，一律免除党纪、政纪处分，不追究法律责任，原政治、经济、生活待遇不变；对没有按期退还不法收入的，政治上，一律开除公职，并存档备案，永不叙用；经济上，没收全部非法所得，并处以高额罚金；法律上，按刑法的最高标准处罚。 总归一句话；不管什么问题，用和平的方式解决总比用暴力的方式解决好。用暴力的方式解决问题，最后一般总是两败俱伤的。目前中国的官员可以说是贪官污吏比清正廉洁的多，解决办法无非二个，一个和平的方式一个暴力的方式。难道我们非得用暴力的方式解决吗？ 用暴力的方式解决导至贪官污吏带着贪来的财物逃向外国，还可能造成国家混乱的严重后果，遭殃的必然是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制度不改革，定是打了东北虎，又出来西南虎的，官员贪污腐败的问题是永远解决不了的。理论而言，改革不可能有最优方案，它总是在现实约束条件下推进的，因此，改革本身意味着妥协。给贪官一次出路就是双方达成的一种妥协方案。 另外，贪官不自首，查他们是极不容易的。若不这样做，中国的贪污腐败问题永远得不到彻底解决的，赦免以后要制定新的制度预防腐败。新的制度要坚持党对国家的绝对全面统一领导。实行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就是由党领导人民选官立法，严格依法治国。 1.除了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各省长部长外，其它的所有官员必须要由民选并公示全部财产。 2.立法规定，按贪污受贿一万判刑一年计算，二十万以上包括二十万的判死刑。让官员望而生畏，不敢贪污腐败。 3.要激励人民群众举报，按贪污受贿官员被查处金额的百分之五十奖励给举报人，[也许有人说奖励太多，我认为其实不多，如果没举报人的举报，大部分贪官污吏是很难被发现的，且举报人是担着被打击报复风险的]，另外，做好保护举报人工作，对保护举报人不当的司法人员要从严惩处，还要规定接受举报的司法机关应直接去查处，不能当中转站，转到当地去查处，转来转去往往又转回到被举报人手里去了，接受举报的司法机关一定绝不能犯官僚主义。 4.司法机关还要主动出击，不能在机关里等着举报才去查处，另外，以后不要只抓大案要案，不抓小案。其实大要案都是从小变大的.这和一个人生病一样，小病不治变大病就不好治了。 5.立即更改法律法规，对自首的行贿人及配合司法机关调查的行贿人不要定罪，按一般的举报人对待并给予状励，对不配合司法机关调查的行贿人要与受贿人同罪对待。此举是解决行贿受贿问题的最有力措施.最了解受贿人就是行贿人！现在对行贿人的处罚比受贿人还严厉，简直就是逼着他们结盟！行贿若无罪，受贿人就会自危，怕行贿人过河拆桥而不敢受贿，行贿人也就无处行贿了，行贿受贿问题也就解决了。 6.成立一个真正有权的巡查组，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组成，不定时不打招呼地到全国各地明查暗访，并有权直接查处各地各类党政官员的违纪犯法案件，此举一能克服各地党政官员天高皇帝远的思想，二能打击地方保护主义，三还能体现中央的权威。使中央的方针政策得以执行，这个钦差大臣之制度是永远不会过时的，从古到今，好多大案要案，冤假错案，大都是钦差大臣出来才得以解决的。巡查组到地方时，要先暗访几天，然后通过各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暂驻地址电话方便举报人举报，这样的监督才是有力的监督。 7.加强党政官员的思想教育及法律教育，让他们有执政无私为民的思想及知法守法。决不能让官员有做官是为了名利的思想，犯了法才知犯法的法盲。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扩大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积极推行和完善民主推荐、民主测评、差额考察、任前公示、公开选拔、竞争上岗、任职试用期等制度。加强人事管理和监督方面的制度建设，逐步形成相互配套、约束有力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和干部选拔任用监督机制。 8.加强党对国家的绝对全面统一领导。实行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就是由党领导人民选官立法，严格依法治国。 只有让人民来监督官员，官员才能不敢官僚腐败。任何制度都可能产生官僚腐败，但是一个好的制度能遏制官僚腐败，而一个坏的制度则助长官僚腐败。我认为：民主的政治制度是迄今为止、最能遏制官僚腐败的制度。目前；党内有些人一看有人提倡民主政治就害怕失去政权，其实正是实行民主的政治制度，才能使党的政权长久的。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这是千古不变的铁律，听人民的话按人民的意办事，岂能不得民心。 其实，民主也是多元的，各个国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相应的民主模式。君主立宪、一党独大、两党轮流、多党竞争等，都是维护和实现民主标准的有效手段。但其标准或核心价值则是单一的：对公共事务实行公开讨论决定、公开对话和公开争论的原则。在这个原则之下，中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适合的民主模式。我认为；中国应该实行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就是党对国家的绝对全面统一领导，由党领导人民选官立法，依法治国。 众所周知，一个人的命运决定权在谁手里他必定要为谁服务，官员也是一样，是由人民选举的官员必然会全心全意大公无私地为人民服务 ，道理很简单，你不为命运决定者服务，你的命运就得重新选择。这样一来，官员自然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了，也就不存在人民对党不满了，人民对党没有不满了，党就能长期执政，这样对国家和人民及共产党都有好处。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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