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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民不富，国不强
近日，北京和上海公布了社保缴费基数调整方案。其中，北京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下称“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下限由此前的6326元上涨至6821元，涨幅为7.8%，此前三年涨幅均在7.8%及以上；上海则由此前的7310元上涨至7384元，涨幅为1%，此前3年上海涨幅均超9%。两城调整方案于今年7月开始实施。 最近四年（2020—2024年），京沪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下限上涨幅度与增速明显快于此前四年（2016—2020年），2016—2020年北京、上海涨幅分别为782元（上涨27.6%）、1364元（上涨38.3%）；2020—2024年，北京、上海涨幅则分别为3205元（上涨88.6%）、2457元（上涨49.9%）。 近年来，深圳等城市在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下限方面也出现跳涨的情况。这主要来自两方面因素：一是受政策影响，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下限调整为上年度社平工资的60%，而此前北京、深圳等城市不足这一比例，近年逐渐提高至这一比例；二是社平工资上升也带动了缴费基数下限的增加。 今年上半年，部分年轻人不愿缴社保的话题引起关注，社会各方面也开始讨论应该采取何种举措提升社保缴纳积极性。7月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也提及“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等改革措施。 我认为：在当前经济下行工资下降的情况下，政府不应该提高社保缴费。历史上一个个朝代的灭亡，常常是因为政府苛捐杂税。中国的历史就好像一个祖先传下来的子孙，总是长得那么相像：一个朝代的灭亡常常是因为苛捐杂税导致民穷，百姓无法生存之下只能造反。而这个朝代的继任朝代在建国之初往往吸取前朝的教训，采取轻徭薄役，与民休息的民富策略，使国家强大发展。可是到了后期，苛捐杂税又多了起来。于是民穷，造反，又开始了一个新的循环。 《汉书·食货志》中载有董仲舒关于秦代赋税制度的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古者税民不过什一，……至秦则不然，……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田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故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 秦代的赋役是从前的20～30倍，农民租佃地主的土地，要缴纳给地主“见税什伍”的租赋，因而广大农民一贫如洗，许多农民无法生存，只得逃往山林，变为盗贼，许多农民揭竿而起，这是强秦短命的重要原因。 秦代还改“因地而税”的制度，而改行“舍地而税人”的制度，即索取“人头税”，其税率20倍于从前。《通考》在评论秦代的土地和赋税制度时指出：“秦坏井田，任民所耕，不限多少，已无所稽考，以为赋敛之厚薄，其后舍地而税人，则其谬益甚矣。” 汉朝建立，汉朝初期的赋税承袭秦制。但鉴于秦王朝灭亡的教训，减低了田赋的税率，先规定十五税一，以后又减为三十税一。北魏孝文帝实行改革，颁布均田令，实行租调制。隋朝初期实行租庸调制。 唐朝初期实行租庸调制，之后因土地兼并严重，均田制破坏，租庸调制度无法维持，实行两税法。北宋初期赋税较为杂冗，所以实行了王安石变法，与赋税制度有关的法令是方田均税法和募役法，可惜变法失败，北宋最终没有强大。 明初也仿行两税法，明中期张居正改革赋税制度，创一条鞭法。清初沿用一条鞭法，雍正帝登基后推行摊丁入亩。民国初年，赋税制度多沿袭清制。北京政府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做过一些改革。 以上这些朝代的赋税改革使农民生产时间有了保证，赋役负担相对减轻，大量的荒地被开垦，户口也明显增多，增加了政府的税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这些朝代的末期，苛捐杂税重现。民国末期连粪也要交税，当时有杂志讽刺说：“自古未闻粪有捐，而今唯独屁无税。”虽有忠臣志士企图挽狂澜于即倒，但是命运的诅咒无药可救。因为民不富，所以国不强。最终：灭亡！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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