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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为了党和国家的未来，应当给贪官一次出路
长期以来，我们党和国家一直旗帜鲜亮地反对腐败，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目前反腐败形势仍旧严峻复杂，滋生腐败的土壤仍旧存在，一些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影响恶劣、亟待解决。从查处的大案要案来看，大都发生在资源和权力较集中的领域和岗位，体制机制的缝隙和漏洞为一些人提供了权力寻租、权钱交易的机会，这正是为什么反腐败反不胜反、按下葫芦浮起瓢的根源所在。 官僚腐败，不仅仅是个人道德问题，也是体制问题。只有通过改革体制，加强监督和惩罚，以及提高社会的道德意识，才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确保清官的清廉之路能够持续下去。这是一项紧迫的任务。解决官场腐败问题，必须要有使官员不敢贪不敢腐不敢不作为的制度，但是因为所谓“欠账风险”的阻隔，使得反腐败和制度改革举步维艰，所以反腐败和制度改革前的“政治清零”是必须的。 制度改革对官员是意味着利益损失甚至生死。为减少制度改革的阻力，我十几年来多次提出赦免贪官。然而，这种理性的呼吁，却遭到一些基于公平正义的义愤填膺者的反对。显然，在那些反对赦免贪官的人士眼里，制度改革前提就是清算和打倒贪官。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华传统思维——你死我活、成王败寇！中国几千年走不出改朝换代的暴力循环而没有真正社会革命的陷阱，就是因为你死我活、成王败寇的传统思维作怪。中国的革命也就成为改朝换代，而不是制度变革。 多年以来，我们中国香港廉政公署致力打击贪污，使香港成为全球最廉洁的城市之一。香港廉政公署成立初期，严厉惩治警察腐败行为的情景：三年时间内，超过200名警务人员被送进了牢房，最终导致香港警务人员于1977年走上街头，愤怒地攻击廉政公署。在这极大的压力下，港督不得不在夜幕降临时发布特赦令，要求廉政公署在1977年10月1日之前停止追查贪污行为。这一决定固然艰难，但它也是正确的，因为它保护了廉政公署这个重要机构的存在。 我认为：为了党和国家的未来，应当给贪官一次出路。当今贪官不少，让贪官反贪，是不可能办到的事，也是违背人性的。我们都痛恨官员贪腐，但不是简单的打打杀杀。给贪官一次出路，并不是纵容和放任，而是要更快、更好地抓反腐。不然阻力太大，官员为自保，互相包庇，不是鱼死，就是网破。鱼太多、太大，网破的可能更大。当然，给贪官一次出路，并不是无条件的，首先将赃款全数退出，并参考在反贪的过程中有无立功表现。对那些心存幻想，蒙混过关，继续贪赃枉法的干部，决不手软，从严打击！ 如果人民不放过一次贪官污吏，那么后果很严重，就这么对峙下去，腐败一代接一代，人民最受伤，其后果就是经济趋向崩溃，最后受伤的还是老百姓。我和大家一样恨贪官污吏，但不能意气用事，应当考虑到最有利于百姓着想，他们坐牢与不坐牢，我们人民又能得到什么，如果这些资本都留在国内，自然有利于人民，所以，人民原谅一次贪官污吏更有利于人民，不过要有个条件，他们必须退回非法所得。 总归一句话；不管什么问题，用和平的方式解决总比用暴力的方式解决好。用暴力的方式解决问题，最后一般总是两败俱伤的，遭殃的必然是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制度不改革，定是打了东北虎，又出来西南虎的，官员贪污腐败的问题是永远解决不了的。理论而言，改革不可能有最优方案，它总是在现实约束条件下推进的，因此，改革本身意味着妥协。 另外，贪官不自首，查他们是极不容易的。若不这样做，中国的贪污腐败问题永远得不到彻底解决的，赦免以后要制定新的制度预防腐败。新的制度要坚持党对国家的绝对全面统一领导。实行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就是由党领导人民选官立法，严格依法治国。 1.除了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各省长部长外，其它的所有官员必须要由民选并公示全部财产。 2.立法规定，按贪污受贿一万判刑一年计算，二十万以上包括二十万的判死刑。让官员望而生畏，不敢贪污腐败。 3.要激励人民群众举报，按贪污受贿官员被查处金额的百分之五十奖励给举报人，[也许有人说奖励太多，我认为其实不多，如果没举报人的举报，大部分贪官污吏是很难被发现的，且举报人是担着被打击报复风险的]，另外，做好保护举报人工作，对保护举报人不当的司法人员要从严惩处，还要规定接受举报的司法机关应直接去查处，不能当中转站，转到当地去查处，转来转去往往又转回到被举报人手里去了，接受举报的司法机关一定绝不能犯官僚主义。 4.司法机关还要主动出击，不能在机关里等着举报才去查处，另外，以后不要只抓大案要案，不抓小案。其实大要案都是从小变大的.这和一个人生病一样，小病不治变大病就不好治了。 5.立即更改法律法规，对自首的行贿人及配合司法机关调查的行贿人不要定罪，按一般的举报人对待并给予状励，对不配合司法机关调查的行贿人要与受贿人同罪对待。此举是解决行贿受贿问题的最有力措施.最了解受贿人就是行贿人！现在对行贿人的处罚比受贿人还严厉，简直就是逼着他们结盟！行贿若无罪，受贿人就会自危，怕行贿人过河拆桥而不敢受贿，行贿人也就无处行贿了，行贿受贿问题也就解决了。 6.成立一个真正有权的巡查组，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组成，不定时不打招呼地到全国各地明查暗访，并有权直接查处各地各类党政官员的违纪犯法案件，此举一能克服各地党政官员天高皇帝远的思想，二能打击地方保护主义，三还能体现中央的权威。使中央的方针政策得以执行，这个钦差大臣之制度是永远不会过时的，从古到今，好多大案要案，冤假错案，大都是钦差大臣出来才得以解决的。巡查组到地方时，要先暗访几天，然后通过各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暂驻地址电话方便举报人举报，这样的监督才是有力的监督。 7.加强党政官员的思想教育及法律教育，让他们有执政无私为民的思想及知法守法。决不能让官员有做官是为了名利的思想，犯了法才知犯法的法盲。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扩大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积极推行和完善民主推荐、民主测评、差额考察、任前公示、公开选拔、竞争上岗、任职试用期等制度。加强人事管理和监督方面的制度建设，逐步形成相互配套、约束有力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和干部选拔任用监督机制。 8.加强党对国家的绝对全面统一领导。实行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就是由党领导人民选官立法，严格依法治国。 只有让人民来监督官员，官员才能不敢官僚腐败。任何制度都可能产生官僚腐败，但是一个好的制度能遏制官僚腐败，而一个坏的制度则助长官僚腐败。我认为：民主的政治制度是迄今为止、最能遏制官僚腐败的制度。目前；党内有些人一看有人提倡民主政治就害怕失去政权，其实正是实行民主的政治制度，才能使党的政权长久的。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这是千古不变的铁律，听人民的话按人民的意办事，岂能不得民心。 其实，民主也是多元的，各个国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相应的民主模式。君主立宪、一党独大、两党轮流、多党竞争等，都是维护和实现民主标准的有效手段。但其标准或核心价值则是单一的：对公共事务实行公开讨论决定、公开对话和公开争论的原则。在这个原则之下，中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适合的民主模式。我认为；中国应该实行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就是党对国家的绝对全面统一领导，由党领导人民选官立法，依法治国。 众所周知，一个人的命运决定权在谁手里他必定要为谁服务，官员也是一样，是由人民选举的官员必然会全心全意大公无私地为人民服务 ，道理很简单，你不为命运决定者服务，你的命运就得重新选择。这样一来，官员自然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了，也就不存在人民对党不满了，人民对党没有不满了，党就能长期执政，这样对国家和人民及共产党都有好处。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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