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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各国执政党都应当从苏联共产党下台中汲取教训
1917年，世界体系发生了改变，诞生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起初的苏联非常的强大，不管军事还是科学技术，都是“二战”中的佼佼者。他更是将德国法西斯一举击败，拯救大部分人民。 苏联共产党曾经是世界上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有高度政治觉悟、严格的组织纪律和坚强战斗力的第一支无产阶级先锋队。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它同苏联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过艰苦卓绝的战斗，并在艰难困苦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创造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在漫长的、曲折复杂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布尔什维克以自己的献身精神和模范行动建立起与苏联人民的血肉联系，并赢得了世界无产阶级的钦佩和尊敬。然而，经过七十多年的执政岁月，它逐渐走上了腐败变质的道路，严重地脱离了苏联人民群众，人们从失望到不满，最后，当它面临崩溃的时候，几乎是“不堪一击”，像颓危的大厦一样轰然而倒。这不能不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惨痛教训。在苏共崩溃过程中，有几个突出的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八一九”事件很少有人民群众支持。毫无疑问，“八一九”事件是苏联共产党企图结束苏联国内危机、避免苏联走向灾难深渊的最后尝试。但是在这个关系到苏联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却未得到苏联人民，甚至党员群众的积极响应。相反地却有不少人站到“民主派”一边去了。军队领导层的分裂，特别是空军的“不服从行动”，派去攻打俄罗斯议会大厦的军队拒绝执行命令，甚至倒戈，军队一片混乱。在这样情况下，“救国委员会”瘫痪了。 解散共产党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人民群众没有起来保卫共产党，党的各级组织也没有抵制，中央委员会仅仅要求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宣布解散”，但未获批准，也就销声匿迹了。后来，重新成立的共产党组织，也自惭形秽，声称：“并不想使前共产党复活”，因为它已经“名誉扫地”。同时，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见机而动，打起民族主义旗帜，迎合了反共潮流，以确保自己的权力和地位。 党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被赶下台，除西方资产阶级给予他挂勋章式的颂扬之外，在苏联，广大人民群众都对他鄙视，说他是“西方的宠儿，苏联的灾难”，“他该下台，苏联都没有了，还要他干什么”！ 有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打败德国法西斯侵略战争光荣历史的苏联共产党，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地步？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苏共崩溃诸因素中影响最大的应当是长期以来党和政府官员的蜕化变质、官僚主义和腐败成风，使党严重地脱离了苏联人民群众，完全丧失了群众基础。 苏共的腐败从根本上来说是权力的变质。苏联学者认为：“对布尔什维克真正的考验，不仅是同君主专制的斗争，也不仅是在沙皇监狱及流放地的表现，对他们来说更加困难得多的考验，是当自己的党在取得政权，掌握了几乎是无限权力条件下的表现。”这话是有道理的。从苏共蜕化变质的过程来看，一切腐败现象都同没有正确对待和使用权力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理想权力化。即背弃革命理想，单纯地追求权力。苏联学者有一种说法：“列宁认为权力是意识形态的工具，斯大林相反，认为意识形态是权力的工具。”这种看法对斯大林是不公正的，因为斯大林是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伟大的革命家，并不单纯是追求权力的。但是作为苏共在执政后党内出现的一种倾向却是正确的。事实上，苏共在苏联执政以后，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取得巨大胜利以后，就逐步由浅入深地经历了根本性的蜕变，不是说全部，起码有相当多的党员由布尔什维克的理想主义者变成了追求权力的升官发财者。因为“列宁时代的革命者面临的前景是逮捕、坐牢、苦役，甚至绞刑架，若能从监狱中逃出，不是转入地下，就是逃亡国外；而后来持大学文凭和口讲良心的入党的人面前，则是飞黄腾达、特权、由党和国家完全包干的物质的满足。”即使是老一代的共产党人在权力的腐蚀下也会发生蜕变。如果把权力看得高于一切，就会把革命理想抛到九霄云外。权力欲越膨胀，思想信仰就越少。 二、权力特权化。就是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个人的权力，变成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长期以来，苏共的统治者背离了人民，思想僵化、腐败丛生，形成了一个自我封闭的特权阶层。据现今可见资料，前苏联特权阶层在物质生活上绝对是“享有一切”，特别是处于金字塔尖的苏共高层领导与平民的工资差能够达到50倍以上，其他一些形形色色的特殊供应，则让这种特权几乎无法用金钱额度来衡量。这些打着人民公仆旗号的人，比苏联所批判的资产阶级更甚，成了骑在苏联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老爷。 在苏联也有一种说法：“布尔什维克消灭了资本剥削，却没有消灭权力剥削。”什么是“权力剥削”？就是少数拥有政治特权，凭借人民赋予的权力，反过来剥削人民。据说，苏联，特别在二战以后几十年间，官员的特权有六种之多。（1）宅第权。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少则花几十万卢布，多则糜费上百万卢布；凡是名胜地、风景区、海滨、避暑胜地，几乎全部被大小官员的别墅所占据。（2）特供权。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 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应。手持特供证在特供商店能买到质优价廉的、普通公民望洋兴叹的种种主副食和其他商品。（3）特教权。在苏联，凡是高级官员的子女， 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入学的制度。高级军官的儿子则直接送军事院校培养。（4）特继权。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 几乎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供他们终身享用。（5 ）特卫权。花在高级领导人身上的费用，达到无法核算的程度。 为维护他们的生活、别墅和私人住宅中的服务人员、警卫人员，每年开支达数百万卢布，甚至达到几千万卢布。（6）特支权。 位居金字塔顶峰的官员还在国家银行有“敞开户头，即户主可以不受限制随意提取款项的户头。”苏联官僚特权阶层的历史演变过程： 1、列宁时期苏共党内的特殊待遇 列宁在世前曾经对党内出现的严重的官僚主义现象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十月革命后，列宁十分重视发展党内民主，强化监督，在防范官僚主义的滋生方面作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列宁注意到了无产阶级国家的官僚问题。1917年，列宁写了著名的《国家与革命》，关于防止无产阶级国家发生蜕变的问题，指出:为了防止公职人员变成官僚，不但实行选举制度和取消高薪，还要立刻转到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但是列宁过早的去世了，这一问题留给了后人。1924年1月，列宁因病逝世，在莫斯科立即举行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与会者认为，保护党的高层领导人健康是至关重要的事情。会后，很快成立了著名的疗养区管理局，专门负责国家领导人专用别墅的修建和管理事务。此后，国家领导人享有的特权种类逐渐增加。这种为保持国家领导人健康而采取的措施便是苏联党政干部享受特权的开始。当然这一时期的特权实际上主要是针对苏共领导人的特殊待遇。 2、斯大林时期的花名册制度 列宁时期曾经提出党管干部的思想和原则。后来特殊的战争时期形成了干部任命制度;在列宁尚未去世但已不能主持工作的情况下，斯大林运用手中掌握的“无限权力”，特别是分配干部的权力，创立了官僚等级名录制(НОМЕНКЛАТУРА)，即花名册制度，俄文又称为官册。官员名册的诞生赋予苏联干部制度下述鲜明的特征——党的组织机关围绕着‘官员名册’考察、任免和管理干部，“官员名册”成为苏联干部制度的出发点与核心问题。1923年6—11月，《关于任命制》决议的通过和批准第一份官册，标志着俄共对领导干部的任免开始规范化，官册制度诞生。 1923年11月8日，俄共(布)中央决议规定了选拔、分配领导岗位干部的任务，中央决议批准了三类官职等级名录的表格。官职等级名录这个专门名词推广的结果是拥有这些职位的领导干部就逐渐转化为拥有自己利益、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等特殊的社会集团。斯大林时期的官名册制度，实质上就是苏联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标志。 不少西方学者也都认为，苏联的特权阶层，早在斯大林时期就已经形成。他们把特权阶层的特权归结如下:名目繁多的津贴;免费疗养和特别医疗服务;宽敞的住宅和豪华的别墅;特殊的配给和供应;称号带来的特权等等。早在30年代所有这些已经形成完备的制度。根据这个制度的等级——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中央委员、人民委员、总局的首长，等等——每一级都有自己的一套特权。斯大林还在官员中实行“钱袋”(即“红包”)制度，即装在信封里秘密发给领导干部的工资附加款，其数量按职位高低从几百卢布到几千卢布不等。这些特权主要是因为领导权带来的。 斯大林时期建立了花名册制度，这一制度对于维护斯大林的统治，维护苏联高度集中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具有重要的影响。但是斯大林时期的这一制度并不完备，特权阶层的人员较少，且不断调整变化，加上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并未给社会发展和改革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3、赫鲁晓夫时期不成功的干部改革 赫鲁晓夫在位时，曾作过限制干部特权的改革尝试(如废除“钱袋”制度、推行领导干部任期制和轮换制等)，但由于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斯大林时期形成的传统领导体制和执政体制，因而其忙乱的改革未能对干部特权造成实质性的冲击。 赫鲁晓夫时期，干部队伍的人数稳中有升，但赫鲁晓夫实行特殊的干部政策。根据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党章第25条的规定，对干部层进行定期的硬性更换。据此规定，基层党组织选举时每年有大批书记由于任期届满而落选，更换率高达60%。赫鲁晓夫还取消了斯大林时期为高级干部发放第二工资的“钱袋”制度，撤销了除最高机关外的其他机关的疗养院网，减少了享受公家配备轿车的领导干部的数量。他的这些措施起到了缩减特权者队伍的作用，使干部队伍中享受特权的人数大大减少。赫鲁晓夫时期这些改革措施，有它的进步意义。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这个制度。赫鲁晓夫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高度中央集权的斯大林模式，因而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特权制度。因此他的改革只能半途而废。 4、勃列日涅夫时期官僚特权阶层最终形成 官僚特权阶层最终形成时期则是勃列日涅夫时期，这一时期长达18年，并最终制度化，人数多，特权现象严重，影响恶劣，已经阻碍了社会改革。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这一制度，并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而反过来强化这一制度，阻碍改革。 勃列日涅夫时期官僚特权阶层继续享有特权。有一些特殊商店只对精英开放，它提供西方进口商品在内的优质产品。甚至还有一些特殊工厂，专门为精英们生产优质商品。特殊的建筑企业，则为精英们建筑舒适宽敞的住房。高级官员还享受特殊待遇，这包括使用豪华轿车和建在乡间的设备齐全的公家别墅。不管是特殊商店还是特殊待遇，都严格按照职位高低来确定级别。另据苏联学者M·C·沃斯连斯基的研究，大约从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领导人的货币收入方式数量可以包括:(1)工资，每月工资额为700卢布;(2)休假补贴。(3)餐费补贴。(包括一日三餐的餐劵，其午餐丰盛，足够一家人吃，往往这些官员把午餐带回家享用)(4)出国补贴;(5)专门津贴。勃氏时期的官僚特权阶层表现为三个特点:第一，在理念方面，他们虽然身为共产党员，但是却已经失去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变成了习惯的动听的空谈。第二，将人民赋予、为人民谋利益的权力，已化为个人利益和集团谋利益的特权;第三，千方百计保护利益集团的利益。(笔者注:此处的利益集团是指特权阶层。) 特权开始还表现在特殊待遇上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则进一步演变为: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成为明显的特权腐败问题。不仅如此，相当一部分苏联官员由于不满足于体制内的待遇，而公然地以权谋私，从而导致了权钱交易、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的蔓延。勃氏时期，干部行贿受贿极为普遍，席卷基层到高层。苏共的许多书记、州委书记、边疆区书记、中央委员都卷入了肮脏的勾当。赠送礼品，包括赠给总书记，被认为是正当的。据俄国学者估计，当时这个阶层，大约50万—7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300万人之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这些人不仅仅是维系斯大林体制，而且维护现状，反对改革。总之，勃氏时期由于推行实际的领导干部终身制，这种稳定的干部制度，使得苏联官僚特权阶层最终形成并定型。 5、戈尔巴乔夫时期官僚特权阶层问题积重难返 戈尔巴乔夫本人不仅不愿放弃他及其家庭享受的特权，而且其热衷程度也超过了以腐败闻名的勃列日涅夫。但是他善于做表面文章，经常有一些捐款给慈善机构的“义举”，其腐败常不为人知。曾任戈尔巴乔夫助理的瓦·博尔金回忆:戈尔巴乔夫经常收到相当重量的金质、银质和白金奖章，用贵重金属制作的收藏硬币，个人银行账户上有几百万美金。按照自己的喜好，在多处疗养胜地建造新的总书记官邸，在莫斯科建造豪宅，这些建筑费用高达数亿卢布。甚至在苏联解体前夕，戈尔巴乔夫还在加紧策划在克里姆林宫改造一套包括厨房、餐厅、客厅、休息厅、两个卧室、办公室和其他用房的住宅，后因发生了“8·19”事件，不得不停止大兴土木的计划。 他执政之后，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留下来的高级领导人的特殊待遇都依然照旧保留。据戈尔巴乔夫的秘书回忆，特权待遇许多作法一直延续到很晚，直到1990年以前，过去的许多东西一直保留着。甚至在苏联解体后，戈氏还无耻的跑去找叶利钦讲条件:苏联解体可以，但是需要保留我的特权待遇。结果遭到叶利钦的拒绝，这也是对戈氏莫大的讽刺。 因此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官僚特权阶层进一步发展壮大，并成为阻碍改革的主要政治力量。到了戈氏上台后，推行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的改革。这一阶层已经主张放弃社会主义制度，为了维护自己的记得利益，主张将财产合法的占有。 在戈尔巴乔夫时期，领导干部中的特权和腐败现象仍然十分严重。据《莫斯科新闻》1990年第1期发表的文章透露，当时苏联上层领导人拥有专门生产蔬菜的不施化学剂和化肥的生产基地，领导人可以生产成本1/22的价格购买土豆和黄瓜。基辅一家名为“公社社员”的时装店为特权人物订做衣服只收取成本费的一半，而国家则每年为这家服装店补贴13-15万卢布。随着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许多握有实权的领导干部以权谋私、化公为私、假公济私、聚敛资本、收受贿赂、贪赃枉法、盗窃国库，很快成为爆发户。 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使腐败愈演愈烈。官僚主义是滋生腐败的温床。在斯大林时期，腐败主要表现为官僚特权阶层所享有的特权，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腐败已演变成大面积的贪污。王长江教授认为苏共党内的各种腐败现象有以下两个共同特点:第一，腐败在公有制的前提下发生。这表现为腐败分子对国有资产的贪污、盗窃和大量的侵吞。第二，腐败分子的不法行为有组织进行。苏联干部制度中的委任制和变相委任制，造成了广泛的任人唯亲和结党营私现象，促成了一个官官相护、错综复杂的关系网，致使腐败带有组织性。腐败分子和官僚特权阶层还逐渐控制了苏共各级党组织。学者黄苇町也认为腐败分子所攫取的特权和社会财富之多，使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外衣已经成为束缚，不便于他们更放手、更放心地侵占和鲸吞更多的社会财富。他们已经不满足于能够贪污腐化，以权谋私的事实制度，而是要通过国家政治制度的公开变更来从法律上承认他们所攫取的东西，并能名正言顺地传子传孙。 三、公仆官僚化。即官员变成高高在上，凭发号施令过日子的官僚主义者或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老爷。据苏联报刊说，不仅“许多党的领导干部在成为国家活动家之后沾染了老爷作风和官僚主义毛病”，“开始滥用人民委托给他们的权力”。“他们关心的不是人民，而首先是自己的官运，自己的地位、自己的物质享受和奖赏，自己的特权”。“他们不承担任何责任，不解决任何问题，却年复一年地在自己的位置上坐得稳稳当当”。而且“高级官僚已经在我国形成一个特定的阶层，甚至是一个由那些具有自己的准则、习惯和社会心理的人们所构成的帮派”。“最可怕的是，提升职务主要靠熟人、靠对个人的忠诚和靠亲属关系，而不是凭借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以至“在我们的管理机构内就出现了稀奇古怪的‘势力范围’、‘个人领地’，其为首的都是‘自家人’”。“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官员即使具有最好的个人品质和禀赋，也几乎都成为官僚主义者，而如果某一官员没有发生这种蜕变，那么这个帮派就会把他排挤和抛弃掉。” 四、权力商品化。就是进行权钱交易，把权力作为捞取金钱的手段。在苏联，特别是在七十年代改革的浪潮兴起以后，公开的和秘密的权钱交易恶性地蔓延开来。许多“官僚和企业领导，在党政机关和外贸部门工作的干部跳上公司、银行经理的宝座”。“依靠手中权力，采用非法手段，大量聚敛财富”。公司的办公室往往设在党团市委和区委的办公室里，成为官商合一。“在公司成立初期，他们不用掏一个子。”“他们同党政机关的关系比法定的资本中的控股股份还要值钱。”这些人赚钱很容易，主要是在流通领域中倒卖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甚至走私战略物资，包括石油、金属、核原料，大发横财。这些活动并不是孤立的，在监察和司法机关也有他们的保护人和代理人，甚至得到国家机关中高级官员的支持和庇护。当时苏联报刊揭露的涉及苏联中央政府商业部副部长贪污受贿案，以及白俄罗斯、土库曼、格鲁吉亚、乌兹别克、吉尔吉斯一大批党政官员贪污受贿、侵吞公款案，只不过是苏联国内营私舞弊，进行权钱交易冰山的一角。就连派赴阿富汗军队的军官也从事武装走私活动。问题之严重可想而知。 苏联解体后，1992年，利加乔夫在《戈尔巴乔夫之谜》一书中，形容“改革的真正悲剧”时说：“一股可怕和无孔不入的营私舞弊势力，简直是一瞬间，大约一两年时间，就取代了几十年在苏共和整个社会中滋长并泛滥的营私舞弊分子。这股势力扼杀了1985年4 月以后在党内出现的健康发展的开端。这股寄生势力就像繁殖很快的马铃薯甲虫一瞬间吃光马铃薯的嫩芽那样，很快就使改革的幼芽枯萎了。结果，一个奋起实行改革的国家就这样失去了平衡，受到动摇，现在已坠入深渊。” 苏共的教训再一次证明这样一条真理：权力是人民赋与的并服务于人民的。作为执政党的官员如果滥用手中的权力，那就是对人民的背叛。而背叛了人民的官员或党，就会被人民所唾弃。因为，共产党夺取政权是为人民的解放，为人民谋福利；而夺得了政权的党的官员，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追逐权力作为目的，去为自己谋私利，到头来，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即使像苏共这样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无产阶级政党，也会轰然倒塌！ 以享受特权为标志的特权阶层与其他社会政治阶层有着明显的区别，苏联特权阶层的特权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为这是一种红利，只发给那些有政治地位或对国家做出个人贡献的人。所以，普通民众与特权阶层的距离很远。在苏联社会中，特权者通常被称为“他们”，而与一般大众“我们”区别开来。一方面是普通群众不能享受特权，另一方面是来自官员队伍并以党和政府的名义实施对苏联社会的领导和管理的特权阶层在肆无忌弹地享受特权。久而久之，在人民群众的心目当中，特权阶层便与苏联党和政府划了等号，苏联党和政府不再是劳动人民的代言人，而成了高高在上的拥有既得利益的特权阶层的代表，党严重的脱离了人民群众。 苏联解体前不久，苏联社会科学院曾经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苏共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党的官僚、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竟占85%。由此可见，当时苏联的广大群众已经不把苏联共产党看作自己利益的忠实代表了，绝大多数已经不再拥护和支持苏共了，这样，苏共和社会主义的苏联也就失去了力量的源泉，只能走向失败。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与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各国执政党都应当从苏联共产党下台中汲取教训。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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