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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多党制并非是有效防治腐败的政治制度
在全球政治生态的宏大版图中，政党制度的选择与发展始终是备受瞩目的焦点。长期以来，西方部分政要、学界及舆论界，凭借着话语霸权，不遗余力地宣扬多党制（含两党制）是根治腐败的灵丹妙药。他们戴着 “有色眼镜”，对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制度百般挑剔，无端指责其必然导致权力专制与腐败滋生。西方势力更是借助文化输出、经济援助附加条件等手段，妄图将多党民主价值观强行植入发展中国家，甚至不惜动用政治施压、经济制裁等手段强迫这些国家推行多党制。在国内，也有一小撮别有用心之人，在社会和互联网的角落里，悄悄传播 “中国腐败问题源于共产党一党执政，只有实行多党制才能实现廉洁” 这种毫无根据的错误观点，企图误导公众认知，扰乱社会思想。然而，拨开层层迷雾，事实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先把目光投向实行多党制的韩国，其政坛的腐败乱象可谓触目惊心。第七任总统金泳三，在权力的诱惑下迷失自我，因受贿最终被判2年，曾经的政治辉煌瞬间崩塌，沦为阶下囚；第八任总统金大中，虽在执政理念等方面有过积极作为，但长子却因收贿被捕，家族蒙羞，也让民众对其背后的政治生态产生深深怀疑；第九任总统卢武铉，本有着清廉的政治理想，却因家人受贿陷入绝境，最终无奈跳崖身亡，这场悲剧不仅是他个人的陨落，更是韩国多党制下政治腐败的沉痛注脚；第十任总统李明博，在位时尽享权力荣耀，却因受贿被判17年，权力的贪婪暴露无遗；第十一任总统朴槿惠，“闺蜜干政” 背后的受贿丑闻更是震惊世界，获刑30年，韩国政坛的多党制仿佛成为腐败滋生的温床，总统们轮流陷入腐败漩涡，让民众对政治的信任不断消磨。 再看我国台湾地区，同样是多党政治环境下，腐败案件层出不穷。前领导人民进党主席陈水扁家族贪污案，涉案金额高达6亿181万元，在台湾地区掀起轩然大波，民众对当局的公信力产生极大质疑。陈水扁和吴淑珍夫妇经三审定案后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即便如此，此案对台湾地区政治生态的恶劣影响至今仍未消散。 新竹市长高虹安，被控在2020年担任民众党不分区民代时，虚报助理酬金、加班费诈领46万元，被依法判处7年零4个月，这一案件让民众看到了基层政治权力运行中的腐败漏洞。桃园市长郑文灿，于2024年7月5日被桃园地检署带走，经侦讯涉贪被羁押禁见，还有民众党主席台北市长柯文哲被台北地方法院裁定羁押禁见，其涉的京华城收贿案、政治献金案，其案件的曝光，再次警示人们多党制下台湾地区的腐败问题依旧严峻，政治生态亟待净化。 回顾历史，西方多党（含两党）制自诞生之初，腐败就如影随形。18世纪的英国，正处于资本主义蓬勃发展阶段，看似民主的选举制度下，各级议会议席却公然标价竞卖，成为金钱交易的商品。候选人用金钱贿买选民，肆无忌惮地操纵选举，彼时在政坛上活跃的辉格党和托利党，虽代表不同政治利益集团，却都对这种腐败现象视而不见，甚至参与其中，选举沦为金钱与权力的游戏，民主的基石被严重侵蚀。 19世纪中后期的美国，格兰特担任总统期间，政治生态陷入极度混乱。他任人唯亲，完全不顾公职人员的任用标准，将权力当作私器，随意安插亲信。在反贪方面更是毫无作为，导致总统内阁贪污成风，连副总统都被爆出受贿丑闻，“腐败内阁” 成为美国历史上难以抹去的污点，当时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大政党，为了争夺政治利益，相互倾轧，却都深陷腐败泥潭无法自拔，所谓的民主制衡在腐败面前显得如此无力。 进入20世纪，尤其是二战后，世界格局发生巨大变化。许多国家意识到腐败对国家发展的严重危害，在制度和道德层面积极探索建立权力制衡与监督机制，试图约束政党尤其是执政党对公权力的运用。然而，在多党制的大环境下，这些努力虽有一定成效，但远未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时至今日，在绝大多数西方国家，腐败依旧不同程度地存在，成为社会发展的顽疾。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冷战结束，国际政治格局发生重大调整，众多发展中国家在西方的政治压力和蛊惑下，主动或被动地实行多党制。但结果令人大失所望，腐败现象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在部分国家反而愈演愈烈。“透明国际” 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世界上最腐败的十个国家与地区中，9个是实行多党制的国家，这一数据犹如一记重锤，狠狠地砸向那些鼓吹多党制能解决腐败问题的人，有力地戳穿了这一荒谬理论。 事实上，多党轮流执政并不必然带来廉洁，一党长期执政同样可以实现清廉，腐败与否和政党数量并无必然联系。无论是多党制还是一党制，对腐败都不存在天然的免疫力。在一些多党制国家，政党之间为了争夺执政地位，对立严重，政治斗争大于一切。一旦上台执政，便急于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出现轮流上台、轮流腐败的恶劣现象。例如，在某些拉丁美洲国家，政党之间纷争不断，政权频繁更迭，每一届政府上台后都忙于为自己的政治集团谋取经济利益，导致国家经济停滞不前，腐败现象却愈演愈烈，民众生活苦不堪言。 而一党长期执政的国家，只要措施得力，同样可以保持清廉。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自1959年以来连续执政，在李光耀等领导人的带领下，制定了一系列严格且行之有效的反腐制度，如建立独立的贪污调查局，赋予其广泛的调查权力，对腐败行为零容忍，无论职位高低，一旦发现腐败立即严惩。同时，注重公务员的廉洁教育，提高其待遇保障，从思想和物质层面双管齐下，成功治理了被称为 “东南亚之癌” 的贪污腐败问题。在廉洁程度方面，新加坡被世界经济论坛等国际权威调研机构连年评为亚洲第一、世界前茅，在实现经济腾飞，成为亚洲 “四小龙” 之一的同时，打造了廉洁高效的政府形象。 由此可见，腐败问题的关键并非政党数量的多少，而是治理腐败的决心和举措。将政党数量与清廉度简单划等号，实则是混淆了民主制度与政党制度，以及政党与廉政的关系和民主与廉政的关系。倘若政党沦为利益集团的政治代言人，即便政党数量众多，政党轮替也不过是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游戏，无法带来真正的廉洁政治。当下许多实行多党制的发展中国家政局混乱、腐败丛生就是最好的例证，这些国家在西方多党制的影响下，盲目照搬，却没有结合自身国情建立有效的反腐机制，导致政治动荡、经济衰退、社会矛盾激化，陷入发展困境。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 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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